“微治理”在回应基层社会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产生与发展。“微治理”理念不仅拓展了社区教育供给的研究视野，创设了社区教育供给的行动空间，也为在新的治理场域下进一步审视社区教育本质提供了可能。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对“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提出两者在目标、主体及功能三个维度具有要素关联性，并且以赋权增能为关键性互动要素，形成了“触发—输入—输出—反馈”的闭环式流程。为进一步解释“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互动机理，从供给主体联动、供给价值共创及供给资源嵌入三方面提出“微治理”视角下社区教育供给的策略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近年来，系列标志性文件的颁布与实施日益明确了“社区教育任务要落地、落实，必定要与社会治理真切交融、与社区治理深度交集”（高志敏，2015）。 社区教育的本质在于将政府推动和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作为发展方向，体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活动（吴遵民，2003）。“社区性”与“教育性”构成了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但长期以来，“社区性缺席”引致社区教育本质的偏离（周业勤，秦钠，2010），一方面，尽管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已在部分地区显现出对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但对多数地区而言，社区教育仍流于表面化、形式化（高明鸣，2018）。社区教育在注重工具性教育功能的同时，忽视了促进社区建设的社会性功能（黄琳，冷向明，郭淑云，2018），与社区生活、社区治理存在脱节现象（杨淑珺，2017）；另一方面，社区教育有效供给不足已成不争的事实。社区教育渗透力与转化力的不充分导致“供给区域不均”“供给产品不丰”“供给品质不佳”等问题日渐突显。社区教育亟待回归本质。特别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社区教育被赋予新的发展方向和任务，更加需要以治理理念为引导，通过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有效互动融合，增进精准化供给水平，促进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回顾 （一）“微治理” “微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公众日常生活治理中的运用。“微治理”以社区居民需求为逻辑起点，强调解决“微问题”“微事件”，实现“微心愿”，同时建构社区良序，提高居民福祉（包先康，2018）。从治理技术角度，“微治理”是应用时代背景下政府治理的新手段、新模式（郭祎，2016）。从权力空间角度，治理单元因下降缩小，处于国家行政边界之外，不受行政权力直接影响（谢正富，2016）。从过程机制角度，对公共物品的差异化需求构成“微治理”的内生动力（章荣君，2017）。上海、厦门、成都、武汉多地实践表明，“微治理”以“微单元”“微机制”“微参与”“微项目”等方式撬动并优化目前社区权力及资源的配置方式，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壮大社会组织力量，正成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二）社区教育供给 从2016年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不断影响着社区教育研究（吴盛雄，陈乃林，江丽娜，2019）。社区教育供给“从解决社区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矛盾着眼，兼顾社区受教育者与社区教育供给端问题，通过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的调整，提升供给端质量与效率，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陈岩，赵丹，2019）。社区教育供给的本质是社区教育资源配置与多元型投资体制改革（仲红俐，2018）。从价值分析角度，社区教育供给表现为由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由谁来生产、如何生产四个价值要素形成的价值链（丁红玲，林红梅，2016）。为有效促进社区教育的资源共享、扩大有效供给，需要建立政府、社区、学校、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供给模式（毛亮，2018），同时确立社区教育供给责任分担机制（柯玲，2010）。 （三）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互动融合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互动融合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辅相成， 互促互进。针对社区教育存在的乏力疲软现象，社区治理可成为社区教育的“增力”之源，促成社区教育新的发展路径（高志敏，2015）。面对社区治理难以有效推进的现实困境，社区教育可从激发活力、积极参与等方面发挥社会治理功能（董平，2016）。遵循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和制度程序（黄琳等，2018），将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与社区教育内容、过程、形式有效对接（秦钠，2015），可从“制度设计”“价值嬗变”及“资源整合”三方面实施操作策略（程仙平，2017）。此外，通过社区教育传授居民治理的概念、内容与技术，引导其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将提升社区治理的实效（杨智，2017）。 综上，当前不乏宏观层面对社区教育供给及其与社区治理互动融合的学理研究，但多为理论框架的建构与阐释，缺少对其运行机理的分析。同时，缺少将治理理论与社区教育供给相结合的具体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微治理”理念视角，通过考察“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内在关联，提出社区教育供给的策略选择，以期厘清“微治理”视角下社区教育供给的有效路径。 三、“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内在关联 “微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教育供给何以可能？“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中诸多要素的相互作用使其各自形成有机系统且呈现特有的系统功能。分析两者系统要素交集的可能性利于进一步把握“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内在关联。鉴于此，本文围绕目标、主体、功能三个系统维度，阐释“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要素关联性，并进一步探寻两者的互动机理。 （一）两者要素关联性 1.目标相通 “微治理”主张激发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推动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陈伟东，熊茜，2019）。“微治理”目标突出对社区居民的“赋权增能”，突出最大限度推动治理向社区、院落、楼栋和单元覆盖，向个人延伸。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区教育供给目标突出以人为本的社区教育理念，以满足社区居民生活、精神、技能为主导，从面向社区居民共性需求的规模化、无差别化供给转为面向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化、智能化、适应性供给。 由此可见，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不谋而合。尽管两者选择了不同的过程与方式，但目标相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共同的价值追求（何智伟，2018）。人与社会的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社区教育供给将促进社区学习和社区参与，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和能力，进而实现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史枫，徐新容，2018），同时，社区居民有效参与“微治理”将推动社区教育需求表达机制的建立健全，完善社区教育项目机制，进一步促进社区教育供给的精准化。 2.主体协同 “微治理”主体包括政府、社区居民、企业及社区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兼顾平等、民主、共享原则，在“一元领导中心+多元行动中心”（宁华宗，2014）基础上形成合作下沉式关系。其中，处于领导中心的政府发挥“元治理”功能，其他主体组成行动中心，特别是社区居民，以自下而上的自治方式积极投身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微治理”的关键要素。在社区教育供给中，政府、社区教育机构、社区居民、企业及社区社会组织构成有机整体，突破行政隶属的局限，形成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陈岩，赵丹，2019），围绕共同目标彼此互协调，通过资源互动、信息共享、共同决策等达到整体倍增的效果（唐任伍，赵国钦，2012）。 不难看出，“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存在主体复合且具备主体协同的基础。政府、社区教育机构、社区居民、企业及社区社会组织等可在促进社区居民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导向下，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效应。协同的基础在于整合多元主体系统中的异质要素，使各主体通过建立信任协商机制，达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的关键在于厘清多元主体角色定位与职能分工，理顺主体间关系，实现主体有效联动。 3.功能耦合 “微治理”功能包括在微观层面有效回应社区居民异质性需求，为其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的公共服务。以小生态结构变化提升社区居民主体意识与能动精神，提高其有效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以“微项目”为载体，激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核心要素（南锐，汪大海，2017）。社区教育供给的功能表现在通过社区教育产品内容及范围的精准选择，引导、修正、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扩大其参与面，以满足社区居民差异化学习需求偏好。整合社区资源网络与关系网络，拓展社区教育的社会性功能。 如上所述，“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在回应社区居民需求、提升社区居民主体参与性及培育社会资本方面存在功能耦合。这意味着上述功能既可以在两者的系统结构中有所表现，又可以在两者的系统中相互传递或相互转换。在“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系统中，一个系统的功能输出是另一个系统的输入，而后者的功能输出刚好成为该系统的输入，以此形成两者之间的功能耦合。 （二）两者的互动机理 基于对“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系统要素关联性的多维阐释，本文进一步探讨两者的互动机理，意在明晰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方式，从而提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的社区教育供给策略。从本质上看，两者的互动体现为，通过相互选择，系统与系统、要素与要素之间形成因果关联、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及结构。 1.“触发—输入—输出—反馈”的闭环式流程 较社区治理而言，“微治理”侧重于对社区居民“微需求”的有效回应。“微单元”是“微治理”的结构基础，在设计上强调“横纵优化”。横向以缩小治理半径提高治理成效，纵向通过治理重心下移，实现从以社区为重心到以院落、家庭为重心的治理基础转变。将“微需求”作为触发机制源头，可形成两个闭环式流程。一是通过“微需求”表达找准利益相关者和社区精英，由政府引导、动员建立社区自组织，为之赋权增能，使其协同其他社区教育供给主体参与到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社区教育项目运行等环节中。二是直接将“微需求”输入社区教育供给系统，推动社区教育供给主体对供给目标、供给对象、供给方式等要素精细设计，以社区教育项目为载体，输出更加精准的社区教育产品、社区教育服务以及社区教育资源。同时，通过社区教育供给实践，建立起系列民主规则与程序，培养社区居民的政治判断、伦理思辨与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塑造社区居民的民主习惯及参与理念，推动其以“微参与”形式更加高效地服务于“微治理”。 2.赋权增能：互动中的关键要素 赋权增能是指帮助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提高个人的、人际的、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能力，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状况的目的的过程（Robert，1999）。赋权的目的在于增能，增能需求为赋权提出要求。只有将社区居民作为有潜能的社会个体或群体，唤醒其权利意识与主体意识，为其提供生存发展能力的策略、理念和技巧学习机会，引导他们从自我处境出发，争取多元层面的介入和社会资源的协助,从而逐步获得或增强对生命的掌控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其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王英，谭琳，2011）。“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互动使赋权和增能互为统一。一方面，“微治理”为社区居民提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推进个体利用实际或感知到的权力提升自我治理能力水平，同时也提高社区精英、社区自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教育供给的能力。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赋予社区居民参与供给权利的同时，提高了其社会参与能力、变化适应能力等，进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四、“微治理”视角下社区教育供给的策略选择 透过梳理发现，“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互为倚生、互为促进。“微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教育供给何以可为？本文从供给主体联动、供给价值共创及供给资源嵌入三个维度予以进一步阐释。 （一）供给主体联动 “微治理”视角下，政府、社区教育机构、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等供给主体的有效联动决定社区教育供给结构与供给方式的改变。联动的关键在于扩大耦合界面，以社区教育项目为联动载体，提高供给主体的联动紧密度，形成网络化联动机制。 1.政府与社区居民角色功能的再定位 政府在社区教育供给主体联动中扮演设计者、孵化者及激励者角色。具体包括优化网格化的社区教育供给体系。确定可下移的社区教育“微项目”，将社区教育服务、社区教育资源及社区教育产品落实、落细，落小到“微单元”；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以购买、资助等方式培育多类型社区社会组织，鼓励其充分发挥在社区教育供给中的自我组织功能，瞄准社区教育群体，推动社区教育供给精准化；激励开展社区教育与“微治理”的融合创新，总结上海“绿主妇”、杭州“萧商学堂”、成都“院落学习室”及武汉“班长议事会”等多地经验模式，提炼成效与限度，使其具备更加广泛的推广空间。 发挥社区居民在供给主体联动中的角色功能，可尝试如下策略：由“微治理”中具有示范效应的组织者及实用技能者组成“社区教育顾问小组”，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导向，与社区教育机构、社区社会组织等通过协商、讨论、决策等方式平等介入社区教育项目开发的相应环节。按照一定规则、流程对项目种类、数量及质量提出要求，共同商讨项目中涉及的课程内容及教学形式，包括慕课、翻转课程的具体应用等。以教师角色向其他社区学习者讲述、传授相关知识技能，共同参与社区教育项目营销、推广，让更多社区居民成为主体性学习者的同时成为社区“微治理”中的积极公民。参与确定社区教育项目评价标准，使社区居民及社区自组织的表达权、决定权和行动权得以充分体现。 2.以“互联网+”支撑网络化联动 以“互联网+”牵引社区教育精准化供给正逐步成为一种趋势。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供给主体整合彼此知识、技能和信息优势，实现互通互享，制定社区教育供给规则，可构成较稳定的归属关系。 依托互联网优势，供给主体通过对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及居民需求的感知、反应，在“微参与”基础上衍生治理元素，调整内部治理结构，明晰主体角色定位，达成政府、社会与市场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具体包括，根据社区“微治理”中识别、整合的社区议题信息及居民需求信息，结合居民学习偏好、风格、知识、能力与发展目标，完成社区教育的个性化推送；将“微治理”中广泛应用的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民主议事技术、冲突干预技术以虚拟仿真体验、“i－实验”等教学方式灵活呈现，积极实践智慧行动教学，为学习者构建学习环境与生活情境互融互促的智能化、信息化的教育环境生态；依托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创新“互联网+”社区教育模式，挖掘大数据价值，依托教学过程虚拟化、教学实践情景化实现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 （二）供给价值共创 在公共服务领域，由服务供需双方共同创造价值的理念日益得到学界关注。社区教育供给价值共创可以理解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供给，直接从服务中获益的行为。社区教育供给价值共创的关键在于聚焦价值共创主体、基础及过程等要素，提高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性。 1.明晰价值共创要素 价值共创过程由“价值感知—价值互动—价值共识—价值创新”系列行为组成，表现在居民个体从内心感知到心理互动再到行为的改变。价值目标贯穿价值共创的始终，引导价值共创主体的价值选择。关系元素是价值互动的核心，既蕴含于已有社会资本，又通过价值创造生成新的社会资本，从而塑造价值创造共同体，推动成员形成价值共识。社区教育供给中，社区居民与政府、社区教育机构、社区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协同联动回应了“谁来创造价值”的问题。价值共创主体致力于创造的价值是社区居民价值偏好的集合。作为关键主体的社区居民，通过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感受与体验对价值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实现从消费者到生产者角色的转变。“微治理”过程中积累的居民参与经历是其体验性知识建构的基础。在社区教育供给中，社区居民不仅接受新知识，更要将先前体验感知、知识集成后与新知识进行比较、质疑，从而创造新认知，这与社区教育供给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内涵契合相通。 2.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机制 建立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机制旨在提供有效的供给动力保障。一方面，增强价值共创的外部动力。具体包括，创新社区教育体制机制，优化社区教育供给结构。由政府进行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联动发展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及宏观监控。适应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规律，制定区域规划，明晰社区教育供给的政策导向，统筹城乡社区教育发展；明确供给系统主体分工及合作规范。厘清多元供给主体权责边界，防止权责交叉。以扁平化、互动化、弹性化作为社区教育供给结构优化的原则，发挥主体各自优势，克服各自短板，保持供给网络对内外部环境的敏感性、适应性及交互性。 另一方面，提升价值共创的内生动力。实践表明，社区居民能力和居民参与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价值共创的能力化主要指促进社区居民已有知识向能力的有效转化。社区居民能力对价值共创产生不同的作用形式，表现在由知识集成和信息沟通两个维度衍生出的能力体系。如认知能力、专业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及合作能力等，可通过社区教育供给的有效开展，进一步建构更加稳定而密切的社会关系。“微治理”旨在促进社区居民关系协调并达成积极的社群，情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媒介。 在价值共创中，除却技术和制度因素，可将“共情力”“同感心”等情感因素渗透于价值共创始终，关注供给过程中情境性情感的再生产，深化自我关联性情感体验，为社区学习者提供持续有效的情感动力基础。 （三）供给资源嵌入 社区教育供给资源主要包括社会资源、环境资源、人力资源及信息资源等。社区教育供给资源嵌入聚焦影响供给系统的社会关系要素分析，强调合理选择嵌入路径，促进资源增量以及提高资源使用效能。 1.合理选择供给资源嵌入路径 长期以来，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壁垒所限，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呈现专属性特征。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资源供给模式由于路径依赖而导致投入产出失衡以及供给效率低下。合理选择社区教育资源嵌入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发挥网络协作、项目合作的优势，增强多元供给主体间合作，进行社区教育资源的交换和组合，共享知识的开发；提升社区教育品牌资源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成果”的遴选，聚焦“微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示范性案例，依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网、全国城乡社区数字化学习协作联盟等平台予以示范推广；二是基于“微治理”中社区居民、社区自组织的合作历史与关系积累，衍生关系经验。聚合社区教育学习需求，瞄准社区教育项目，建立合作规范，通过在线学习资源与线下学习活动的互动建构与之匹配的社区教育学习情境，打造社区学习共同体。 2.优化供给资源配置机制 为体现社区教育供给的公平性与有效性，可充分兼顾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的“广覆盖，多机会，重适用”标准，进一步优化供给资源的资源配置机制。具体来看，着重考虑以下策略：一是在同类别社区教育资源的垂直优化配置中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区组织的积极参与。利用其在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的专业优势，承担起社区教育的生产职能，与政府部门共同建立、完善社区教育供给资源体系；二是做好不同类别社区教育供给资源的整合调配。发挥各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枢纽作用，引领多元供给主体构筑信任、达成共识，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发挥社区教育项目的资源聚合功能，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吸纳优质社会资源，调整资源结构，实现社区教育供给资源增量和存量的优化组合。 五、结束语 面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命题，重新审视社区治理中的社区教育，已然成为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我国社区教育供给创新数量众多、类型各异，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深度总结与反思。“微治理”理念拓展了社区教育供给的研究视野，创设了社区教育供给的行动空间，也为在新的治理场域下进一步审视社区教育本质提供了可能。本文尽管尝试性提出“微治理”与社区教育供给的互动机理及策略选择，但今后还需从互动成效与限度、制度供给保障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而系统的思考。 作者简介 陈岩，硕士，北京开放大学城市管理学院、首都终身教育研究基地，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治理、社区教育。 （来源：开放学习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选编：问心） |
